郑芝龙，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父亲。他在海上拼搏几十年，自称“海上大王”。早年背井离乡闯世界；继而当海盗，兼营海商，亦商亦盗；最后由盗而官，亦商亦官。像他这样身兼商、盗、官三种名分与经历的人，中国历史上实不多见。

方国珍劫元朝官粮归顺明朝成了朝廷英雄

东方海盗船

元末方国珍小海盗船与元军海战图

在西方国家瓜分殖民地时期，海盗业也戴上了合法的帽子

在中国，海盗大多是沿海地区居民，他们在倚靠海洋谋生时会从事抢劫活动，但也反抗官府和土豪，被称为海贼、海寇、洋匪、岛寇、绿客。

中国海盗祖师爷孙恩为复仇聚众掀起海盗大起义

东晋末年，孙恩和卢循领导了海上大起义。从公元398年至411 年，前后历时长达13年，有近百万人的海盗大军，军队转战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纵横东海、南海两大海域。如此波澜壮阔的海上武装起义，在中国海盗史上是没有前例的。

孙恩祖辈世奉五斗米道。后来孙恩的叔父孙泰被朝廷所害，孙恩逃到海上，在海上聚合民众，志欲复仇。公元399 年，孙恩乘胜攻取会稽，队伍迅速扩大，壮大至数十万人。后来他转战绍兴、宁波、舟山、台州、温州、南京、扬州等地。公元 402 年，孙恩作战失败投海自杀。

孙恩、卢循海上反乱被称为“中原海寇之始”。

海盗头领·No.1

方国珍劫官粮归顺明朝成英豪

年代：元末

绰号：“ 海精 ”

势力范围：浙江和江苏

经营手段：抢劫官粮

方国珍是浙东台州人，史书说他“身长七尺，貌魁梧，面黑体白，坚毅沉勇，力逐奔马”。有歌谣说“洋屿青，出海精”，这为方国珍起义作了舆论准备，于是他便以“海精”为绰号。

公元1348年，方国珍在海上起兵，转战浙苏，20年间占领浙东三郡。势力横行海上，抢劫粮运，在推翻元朝的武装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方国珍后来归顺朱元璋，降而又反，反后再降。他死后朱元璋亲自设祭。

海盗头领·No.2

王直 有功不奖反被杀

年代：明朝

绰号：“净海王”、“徽王”

势力范围：舟山群岛、日本海域

从《加勒比海盗1》到《加勒比海盗3》，海盗风在视听界越吹越烈，而现实生活中也偶尔会有一两件海盗事件出现在媒体的新闻中，海盗离我们似远似近。

经营手段：走私，擅长“黑吃黑”

王直是徽州歙县人，年轻时很有侠义精神和智谋。

王直长期从事海外走私贸易，他既是海商集团首领，又是海盗魁首。那时，江浙海上海盗分群分党，王直依仗强大实力，攻灭多股海盗，千里海疆悉归王直控制。

王直净海有功，多次上疏请求朝廷开放海上通商贸易，被拒绝，反遭官府水师围攻。王直突围逃到日本，重整旗鼓。不久，王直率庞大武装船队进犯东南沿海，攻城略地，江浙为之动摇，官军望风披靡。

明朝廷武力征剿失败，就改换手法，逮捕了王直家人作为人质，又设计诱捕王直。王直后来被朝廷斩杀。当时有人说王直“以威信雄海上，无他罪状，杀之无理”。

海盗头领·No.3

郑芝龙 身兼商盗官号令十万部众

年代：明末

绰号：“ 海上大王 ”

势力范围：福建沿海、台湾岛、日本海域

经营手段：主业海盗，擅长“黑吃黑”，兼营海外贸易，亦商亦盗

郑芝龙，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父亲。他在海上拼搏几十年，自称“海上大王”。早年背井离乡闯世界；继而当海盗，兼营海商，亦商亦盗；最后由盗而官，亦商亦官。像他这样身兼商、盗、官三种名分与经历的人，中国历史上实不多见。

郑芝龙从事海商活动范围广泛，从海上到陆地，从国内到国外，同日本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有过接触。当海盗时，拥有千艘舰船与十万部众，入仕明王朝后控制各种海船万艘，能号集大海船三千艘，可称为世界史上第一个船王。

在海外商业竞争中，他善于经商，大获其利，成为富可敌国的大海商。明末，郑芝龙率领武装船队纵横海上，冲击闭关锁国的明王朝，屡次打败官兵，击退荷兰殖民者，消灭其他海盗集团，统一海洋，威震东南海上。后入仕任海疆将官，垄断海外贸易。

海盗头领·No.4

张保仔 香港开荒不抢乡人专劫洋舰

年代：清朝

绰号：“第二郑成功”

势力范围：香港岛，珠江三角洲，南海海域及东南亚、新加坡

经营手段：专劫官船、粮船和洋船，抢劫东印度公司及葡、西、荷、英等国船舰

张保仔可以说是中国版的海盗王，新上映的电影《加勒比海盗3——世界的尽头》中，由周润发饰演的华人海盗啸风的原型就是他。

张保仔原名张保，广东江门人，以捕鱼为生，因抗拒清朝水师勒索，船被击毁，全家失散。张保仔靠渔民抚养，少时习武艺。他15岁时随众出海捕鱼，被海盗掳去。海盗头见张保仔聪明机警，收留他在身边。张保仔就这样被迫“落水”，成为“海盗”。

海盗头死后，大权逐渐落到张保仔手中。他以香港为根据地，开荒生产，标榜自己为“第二郑成功”。还常与海外华侨往来，使当时荒凉的香港岛兴旺起来，居民达20多万。

清嘉庆中叶，张保仔共拥有大船800艘、小船过千、徒众数万，活动于珠江出海口香港的大屿山一带，后称霸珠江三角洲，队伍迅速发展壮大，最盛时，聚众达10万人。

张保仔不喜欢抢劫乡人。他的船队往来香港、澳门各处，专劫欧人商船,夺其军火。一次在南海与葡萄牙船队发生冲突，全歼葡队，发现葡舰上的财物全是袭击掳掠中国客船得来，张保仔极愤慨。于是常集结大队纵横海上，袭击侵犯我国领海的葡、西、荷、英等国船舰，使殖民者提起张保仔都心惊。

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九月十七日，张保仔掳获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囚船主索赎，得款万元及鸦片烟土两箱、火药两箱等物。被清政府联合英、葡帝国主义者的联军围攻。

后来张保仔投降清廷，升官晋爵。

链接

中国海盗“约法三章”

一曰，私上岸者，初犯割耳，再犯死刑。

二曰，所得八成归公，二成作奖；擅取公物，死刑。

三曰，奸淫妇女者死刑。

中国海盗纪律如此森严，又是专门劫掠官船、洋船，充满民族大义。从“约法三章”就可以看出这帮“海盗”的性质，与其说“海洋大盗”，毋宁说是“海上英雄”。

揭秘中国海盗行话

顶——天

躺——地

倒——东

阳——南

切——西

密——北

倒埝——东方

切埝——西方

阳埝——南方

密埝——北方

摆丢了——刮风

摆金——下雨

摆银——下雪

插棚儿——阴天

鞭轰儿——打雷

浑天——黑夜

青天——白天

老渣——贩卖人口的

老河或老海——江湖人

火穴大转——挣了大钱

海开减买——先说大价后落价

买卖成快——生意能多挣钱

笨头儿海——本钱太多

砸砸浆——压压价

色唐杵儿——挣洋人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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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在中国银行内部审计中，一笔30年前的存款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这笔钱是1967年7月8日存入中国银行的，总额为1.2万英镑，是以周总理的名义存的，周总理当年月工资也不过400元。根据当年的汇率，l.2万英镑折合成人民币是82308元。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一笔巨款。

这1.2万英镑为什么会以周总理的名义存入中国银行呢？这是总理的私人存款还是另有他用呢？

1.2万英镑为什么会以周总理的名义存入中国银行呢？

中国银行的英国姑娘

1918年，一个叫多利的女孩出生在英国伦敦。当她20岁左右的时候，二战的硝烟弥漫着整个欧洲，1940年，德军对伦敦进行了长达10个月的轰炸。这时多利所在的公司停业了，为了生计，她来到与原公司在同一栋楼的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应聘。

20世纪40年代，中国银行伦敦分行是中行三大海外机构之一，它不仅负责英国本土的业务，还管辖着整个欧洲与非洲大陆的银行业务。多利被聘用后，除了担任柜台出纳应付日常业务，还要为上百名中国海员发放工资，办理汇款。这些海员都是在国民党管理的俱乐部里活动。在那里，他们都被带坏了，沾染上了英国的坏风气，赌牌、嫖娼。他们把挣来的大部分钱都花在那上面了，看着中国海员把刚刚领到的工资拿去随意挥霍，多利既气愤又同情，那时只要海员们接受她的劝说把工资寄回国内，多利就会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减免他们汇款的手续费。

正义让他们结合

转眼间到了1944年，多利在中行伦敦分行已经工作4年了，她的工作业绩赢得了经理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但是在那年的冬天她却闯了大祸。

1944年中国国内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中国政府和红十字会都在中行伦敦分行设立了募捐箱，为抗日战争的受害者募捐，而多利发现负责管理中国政府募捐箱的官员经常会盗取捐款。多利就将募捐箱放到了柜台底下，因为她肯定那里的钱都会装进那些官员的腰包。多利的举动激怒了募捐官，他以私藏政府募捐箱为由要求银行经理开除多利。虽然经理知道多利是冤枉的，但迫于压力也只好同意。就在这时，一位年轻的中国员工站了出来，他叫刘本昆，毕业于清华大学，原来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雇员，1943年，来到伦敦分行工作。在刘本昆的全力帮助下，多利终于被银行留了下来。

多利的正直善良深深地吸引着刘本昆，而刘本昆的骑士风度也打动了姑娘的心。他们相爱了。1949年，多利与刘本昆在伦敦举行了婚礼。婚后多利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刘道蕊。

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了，在百废待兴之时，稳定金融市场，保护国家财产成了新政府的一件大事。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主持下，中国银行成立了总管理处，并立即通电各海外分行，冻结资产等待接收。但伦敦分行的经理不但拒绝接受中行新总处的领导，还准备把中行在欧洲储存的大量外汇转移到台湾。

保卫当时伦敦中行持有的人民政府的财产便成为一个紧要的任务。那时伦敦分行的大部分员工已被遣散，只有不足10人留守。其中刘本昆等5位员工的亲属都在国内，所以他们对新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为了保护中国银行在欧洲的资产，经过反复考虑，刘本昆等5人决定起义。

5人起义小组成功地保护了国家的财产，刘本昆被中行总行任命为襄理。

新中国成立后，刘本昆一直想回到祖国工作，他给总行领导写了一封信:我希望回国工作，我的夫人也极愿同我回到中国。

作为一名英国人，刘道蕊很清楚，当时中国的条件远不及英国，但作为妻子，她尊重丈夫的选择。为了能和丈夫一起回到中国，她做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放弃英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1957年，刘道蕊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成为一名中国公民。

义捐万元英镑

1967年初，在刘本昆的一再申请下，中行总行最终同意让他们夫妇回国工作。接到通知后，归心似箭的刘本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变卖了全部家产，因为过于仓促很多东西都是半卖半送，就连自己的一套品质很好的公寓也只以1.2万英镑的低价出售了。满怀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夫妇俩踏上了行程。

回国后，刘本昆被分配到中国银行总行国际部工作，刘道蕊在总行进口部欧美组负责制作各种单据。

1967年6月的一天，周恩来总理收到了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信中写到: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今天通过银行给您汇去1.2万英镑。这些钱是我们这些年来从我们工资内节省下来的。我们早就打定了主意，要把这些陆续积累下来的钱交给国家，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但是由于我们还不很清楚应该通过何人将这笔钱交给国家才稳妥可靠。万不得已，我们才将此事交您处理，因为我们相信您。

随信还寄去一张1.2万英镑的汇票。接到这笔款后，周总理很快做出了批示:个人存款，国家不能收。要尽快查到捐款人，将钱退回去。但因为"文革"的影响，查找捐款人的事，无法正常开展。为了这笔款的安全，负责调查捐款人的工作人员以周总理的名义，将钱存入了中国银行。可谁也没有想到，这笔钱竟然存了30年。

用存款成立基金会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刘本昆夫妇的工作都有了新的变动，刘本昆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际部副总经理，刘道蕊负责培训银行的年轻职工。

时间到了1997年，刘本昆夫妇已经退休快10年了。那年在中国银行内部的一次审计工作中，发现了一笔30年前以周总理名义存入的存款，经过查实，这笔钱是1967年周总理收到的捐款。

1967年到1997年，时间已过去了整整30年，将英镑折合成人民币并加上利息，这些钱在1997年价值467000元。上级领导命令中国银行继续执行30年前周总理的指示，找到捐款人，把钱退回去。经过反复调查，最终证实，刘本昆夫妇就是30年前的捐款人。

当中国银行的代表找到了刘本昆夫妇，问应该怎么处理这笔钱时，他们说，这笔钱已经捐出去了，不能再收回。

其实刘本昆夫妇并不富裕，在很多老同事的眼中，他们一直过着非常清贫的生活。那时刘本昆长期患病，经常需要住院治疗，可两位老人坚决不肯收回捐款。刘道蕊说:“我提议以我丈夫的名义建立一个基金会，用来表彰银行的优秀员工”。1997年8名青年职工成了第一届刘本昆基金获得者。

今年1月6日是刘道蕊89岁的生日，中国银行的青年员工们为她举办了热闹的生日聚会。刘道蕊来到中国已整整40年过去了，这40年间她没有再回过自己的故乡英国。刘道蕊说，10年后，她还要在北京过自己99岁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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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1892-1978)

郭沫若逝世已经20年了，但对他的评价，很多方面尚未定论，特别是他的人格问题，更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他很伟大，有的说他很平庸；有的说他是“青春型”人格，有的则说他是投机分子；有的说他是敢于创造的天才，有的则说他是御用文人；有的说他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有的则不以为然，等等。郭沫若究竟具有怎样的人格，他在现代和当代文化界、知识界、教育界心目中到底是什么形象，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全面评述，只想就其有关的点点滴滴的具体问题谈点看法，供读者参考，也请专家学者赐教。

（一）信仰中的人格问题

严格地说，信仰并不属于人格研究范畴。但在本世纪初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我们宁可把信仰共产主义视为一种高尚和伟大的人格体现。这时的郭沫若真的信仰共产主义吗？不是。共产主义对于郭沫若来说，只能算作一种倾向，一种想法，一种愿望而已，始终未形成为真正的信仰。尽管在作品中，在一定的场合，他也曾喊“我是个无产者”，“我愿意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口号，这正如他自己所坦言的，那“只是文字上的游戏”；瞿秋白也认为这是“吊膀子”罢了。

下面的例证也说明这一点：

①1926年初，郭去广州之前，完全了解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在政治路线、思想理论上的根本分歧，他也亲自参加过与国家主义团体、国民党右派的激烈论战；在到达广州时又发生了蒋介石诬陷、迫害共产党的“三·二0”中山舰事件， 而且他从历史中也非常清楚“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是官场，最黑心的人是官吏；世界上最黑暗的官场是中国的官场，最黑心的官吏是中国的官吏”，但他还是很快加入了有实权的国民党，混入了官场。这时的官场更加黑暗，官吏更加黑心；他们搞的是特务政治，是流氓权力。

②1926年他曾两次要求加入共产党，可是1927年真的批准入党后，不足半年他却又自动脱党了。这时共产党处于最危难、最需要党员坚定信念、团结一致。

③郭在日本流亡期间，几乎从未发表过政治性的言论声援共产党，无论蒋介石怎样围剿，无论白色恐怖多么严重，即令在接到挚友、共产党领袖人物瞿秋白临刑前给他的秘信，他也未敢吭一声；就是建国后在《题瞿秋白笔名印谱》中也显得苍白无力，淡然寡味——“名可屡移头可断，心凝坚铁血凝霜。今日东风吹永昼，秋阳皓皓似春阳。”全诗对于杀害秋白的人们未置一词予以谴责。

④1937年回国后，看不出他有向共产党的意思。周扬要他去延安，他拒绝；陈诚邀他去武汉，他“立即命驾”。他不仅如此，他还主动请求吴稚晖介绍前往南京拜谒汪精卫、蒋介石，并“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马上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该文对蒋大加赞许和颂扬，此文虽不长，但三次描写蒋的眼睛，如何“眼睛分外的亮”，如何“眼睛分外有神”，如何“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然而，恰恰相反，这时周恩来正在上海，他却未与会面。

⑤郭沫若1928年自行脱党之后，从不要求恢复党籍，从不主动申请入党，这好像正如他女儿郭平英所说“与他无甚关系”，他从来也不关心。1958年重新入党时，他也未写入党申请书。（秘书王庭芳语）

当然我们也不据此认为他信仰的就是三民主义。他加入国民党，仅仅是为了升官发财，获得特权，提高社会地位、稳定和增加经济收入，以及其他各种好处。

（二）信用中的人格问题

在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中，曾经发生过六次宗派主义斗争，其中两次的直接原因是郭沫若的故意失信。

第一次，1921年5月初，茅盾、郑振铎听说郭沫若到了上海， 由郭的熟人柯一岑陪同，盛情邀郭于闻名的半淞园饭店，请他加入文学研究会，帮助把该会的《文学旬刊》办好。当时他许诺“尽力帮忙”。可是话音未落，他不仅未予帮忙，反而急急在他主办的《创造》季刊广告和《创造》第一卷第一期上就指责文学研究会里的人“垄断文坛”，是“假批评家”，“存在着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不相上下”，声称要把他们送“到清水愤(和)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并攻击、丑化茅盾，耻笑他身材短小、牙齿外露，像只“耗子”，从而挑起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首场论战，涉及批评、创作、翻译等多方面的问题，前后耗时近三年，分散了大家的精力，影响了文学的正常发展和实绩收获。

第二次是失信于鲁迅。其表现更为不佳，做法更有损于自己的形象。

1927年，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于11月初由香港回到上海。（公开）不几天，他即主动派蒋光慈、郑伯奇、段可情前往鲁迅住处，邀请鲁迅联合起来，共同“向旧社会进攻”。鲁迅非常高兴，欣然同意，并主张不再另办刊物，恢复创造社过去的《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不久，郭沫若果然于12月3 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刊出《创造周报复活了》的消息，同时公布了特约撰述员的名单：鲁迅领衔，麦克昂（郭沫若）居二，其余还有蒋光慈、冯乃超、张资平等三十余人； 1928年1月1 日出版的《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也刊载了内容相同的广告。

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环境条件，如果郭沫若等出于真诚，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是再好不过的事了。这中间似乎既蕴藉着对鲁迅的尊重和私人情谊，又包含着捐弃前嫌、顾及革(和)命全局的苦衷和大义，可以说是为郭沫若一个方面的人格形象绘上了一笔重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与鲁迅合作的广告墨迹未干，1928年1月由郭沫若、 蒋光慈等才刚刚创办的《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就哗啦啦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围攻鲁迅。（包括人身攻击）说“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阿Q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把鲁迅和周作人、陈西滢等相提并论，指称他“蒙蔽一切社会恶”、“麻醉青年”，是“反动的煽动家”，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

这时的鲁迅还蒙在鼓里，正热切地期盼着与郭沫若“联合起来，造一条阵线，更向旧社会进攻”呢！

呜呼！郭沫若等大太令鲁迅失望了！如此失信，后来郭沫若还屡屡辩称这是因为当时从日本回来的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等不同意和鲁迅联合，责任全在他们，而与他本人无关。

郭的这种辩解是没有根据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郭是创造社的元帅，只有帅旗指到哪里，兵卒才会奔到哪里，成、冯等不肯与鲁迅合作，正说明是郭沫若的旨意，他们决不会单独行动的。

再举一例——1928年2月27日逃亡到日本去的郭沫若， 可以说自身难保，但他却仍然没有忘记攻击鲁迅。他一面安排日本作家采访，宣称“鲁迅在中国文坛受着清洗”，借国外媒体非议鲁迅；一面用假名假姓撰文对鲁迅大肆诬蔑。请看他1928年6月1日写就的、署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是怎样恶意、刻薄吧：“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据此，难道我们还能相信郭沫若的自我辩解？还应该说郭沫若对鲁迅失信是偶然的？是误会？是受他人左右的吗？不是的，绝对不是。他到死也不承认“杜荃”二字就是他郭沫若的化名，可见他当时内心多么阴暗。

（三）婚恋家庭中的人格问题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张琼华、（1890—1980）1912年结婚，旋即被抛弃，但未离异，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无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1893—1994）日本女子，1916年恋爱同居，后被抛弃，五个子女。解放后由中国政府安置，副部长级待遇，七十年代末始任全国政协委员，直到病逝止。再就是于立群，（1916—1976）被称为“抗战夫人”，1938年初与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 1979年3月缢死于北京故居。

另外，他还有婚外情人三五个：彭漪兰（安琳），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命伴侣”，1927年10月底，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内山书店楼上同郭度过短时“蜜月”后被抛弃，下落不明；于立忱（1912—1937），于立群的胞姊，被抛弃后自杀；黄定慧（黄慕兰，1907—？，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命时期的一代风流，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尚健在，定居山西省；妓女×××等，姓名不详，只知太过多情，将性病传染给了郭沫若，并殃及安娜。（《郭沫若传》北京文艺版，1988）

安娜的五个子女是：长男郭和夫，次男郭博，三男佛生，女儿淑子，四儿志鸿。他们学有专长，均有所成。

于立群的六个子女：儿子——汉英、世英、民英，女儿——庶英、平英，最小的一个儿子名不见经传。其中三儿子民英在“文革”中自杀，二儿子世英于1968年在北京农业大学被殴打致死。

这两家儿女之间不相往来。郭沫若这十一个后辈中，除女儿郭平英任北京郭故居纪念馆副馆长，沾点文史的边儿外，无人继承父业。他们，特别是安娜的子女，对郭沫若也不亲近，也不敬重，更无感情。二儿子郭博曾在记者面前这样评价父亲：“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这一意见，语惊四座，值得郭研界关注，郭沫若的确在家庭婚恋问题上出现了不容忽视的毛病。先看郭沫若与情人于立忱之间的问题。

于立忱原籍广西，是民初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随父在天津求学，后为《大公报》记者，约1934年被报社派驻东京。到东京即与早已相识的郭沫若来往，过从甚密。1937年5月在上海突然自杀。 对于她的自杀，几十年中间一直是个谜，有的人只是这样猜测：于立忱之死是因为她参加东京游行示威，高喊反日口号，被日方驱逐，回国后又受到《大公报》主编张季鸾的纠缠，无法摆脱，加之身患重病，绝望之余，寻了短见。

其实，这一说法纯系捕风捉影，或故意为郭沫若掩饰。究竟真象如何，请让在北伐时期就深知郭的女作家谢冰莹向我们详细揭示这个谜底：

这是半个世纪前一个令人同情立忱、痛恨文丑郭沫若的真实故事。

于立忱长得亭亭玉立，皮肤又白又嫩，两道柳眉、配着满口贝齿，说起话来有条有理，一见就给人亲切可爱的印象，这正是当记者的标准条件。唉！谁曾料到，这样一个聪明、美丽的女性，竟被鼎鼎有名的郭沫若害死了！

这是一个秘密。一天，于立忱告诉我，她要去医院割盲肠炎，我按约定的时间去医院看她。护士说她在产房，孩子都取出来了。在产房，立忱看到我，摇摇头，一串热泪滚了下来。我连忙安慰她。

她说“我告诉你，将来你要替我申冤，答应不答应？”

我说：“没有问题，当然答应。”

这时立忱拿出我的手帕擦了擦眼泪说：

“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人面兽心的大骗子！”

“三年前，他拼命追求我，说他和安娜根本没有感情，更谈不上爱。他说自从爱上了我之后，他下决心要摆脱安娜，正式提出离婚，然后和我结婚，可是自从我受骗怀孕之后，他的态度突然改变，对我冷淡，吞吞吐吐敷衍我。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三个多月了，他要我把孩子拿掉。这时我才大觉大悟，才知道他原来是寡廉鲜耻的，人格扫地的大骗子。我恨透了他。大姐，我实在无脸面见人了，我要自杀。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朋友，我一切都完了。”

果然，她出院回上海后，就真的自杀了。（《于立忱之死》，《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六期，1984）。

谢冰莹讲的这个故事，如果我们善于思考的话，从于立忱的绝命词“如此家园，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中就应知道了。“如此家园”者，是指国家破败，民族危亡人民离散，令人忧心；“如此社会”者，是指像郭沫若这样的名诗人，革命者，青年们崇拜的偶像，竟然也如此肮脏，如此卑劣，实在令人失望；所谓“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当然就是指她本人还这样年青，才25岁，却被人诱骗失身，颜面丧尽，事已至此，而又无可奈何，不得不向社会，向公众发出她再也不能为祖国，为人民挥洒笔墨，奔走呼号了的凄厉叹声。其悔恨、羞耻、疾首蹙额之哀痛状，实难言表，那就是说对国家、对人生、对自己已经彻底绝望，只有自杀。

六十年前情人于立忱对郭沫若的认识，和六十年后儿子郭博对郭沫若的认识不谋而合，这是偶然的吗？不是。他们都是亲身体验，近距离观察，大概比学者们说的话更可信。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问题，我们再请他的另一位夫人安娜作点补充。

安娜不同于张琼华。我们可以说张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的封建包办婚姻，你逃婚也好，抛弃也好，无可厚非；而与安娜是自(和)由相爱结合的，理应永远忠诚。然而他不。他不仅在婚姻存续期间就与安琳、与于立忱等发生婚外情，去妓院嫖娼，而且从1937年始，借回国之机，把安娜连同五个孩子一起彻底抛弃，另寻新欢。（当时长男和夫20岁，次男郭博18岁，三男佛生15岁，女儿淑子13岁，四儿郭志鸿6 岁）此后从不给这群孤儿寡母寄一封信，汇一文钱，任他们辗转挣扎，啼饥号寒，被日本警宪铁蹄践踏，皮鞭抽打，其境况遭遇，苦不堪言。当《改造日报》记者陆立之先生于1947年前往东京安娜住处时，面前一片惨景：室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见中国的记者到来，安娜涕泪交流，哽咽难语，她只能断断续续地泣诉：“鼎堂他不应该是这样。自从他走掉之后，我们，我和孩子们都为他担惊受怕，他却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通，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的见到了蒋介石……。”（《上海滩》1995年11月28日）

这类问题，反复出现在郭沫若身上，对他的形象必然造成负面影响。所以他本人也说：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自己的人格确实是坏透了”。然而，在四川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女学者却提出与此相反的看法。她认为郭沫若多次背叛爱情，不断抛弃和更新爱情对象，正表现了他在这方面的超前意识；并进一步说：爱情是艺术的永恒的主题，没有爱情，便没有文学，便没有诗歌。爱情产生灵感，产生激情，如果没有郭沫若和安娜之间的爱，便不会诞生《女神》，不会出现诗人郭沫若；只有不断更新爱之对象，艺术家的灵感和激情才会像泉水一样不断涌出，天地间才有可能树起一座座艺术的丰碑。

这位女学者的演说词很精彩，观点也新鲜。不过我们要问：所谓“超前”，“超”谁的“前”？就是六七十年后现在的美国总统不还是因为非正常两性关系而受到追究吗？多少大英帝国的重臣不也是因为未管好自己的裤带而被迫下台吗？这类绯闻直到今天不还是被常称性开放的欧美斥为“国耻”、“国丑”吗？怎么一到我们这里，郭沫若一干起来就变成不受时空限制的、先知先觉似的“超前意识”了呢？莫非我们的郭沫若成了衡量万物的唯一尺度了？这种名人效应式的惯常思维，可以被广告媒体用来去满足小市民兴趣的需要，但决不应该存在于学者的头脑之中。不要说起来那么轻松。

至于这位学者所谈的激情和灵感与爱情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也许是，但不尽然。莎士比亚有几个情人？弥尔顿呢？郭沫若曾模仿过的辉煌诗篇《草叶集》是作者在红唇的拥吻中写出来的吗？要知道惠特曼——这位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一生还没有结过婚呢！何况像郭沫若那种爱的方式，未必都是出于高尚的情感。没有高尚的情感，便没有高尚而伟大的人格；没有高尚而伟大的人格，就不会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丑和恶不会直接产生美和善的。

在这里请读者不要误解，我们并不主张禁欲主义，也不以婚恋次数多少来论是非，不认为婚恋次数少就一定贞洁伟大、次数多就一定卑污渺小。乔治·桑的恋人不止十个八个，谁能说她卑污渺小呢？那位每天都被成群的裸体女性包围着的毕加索，他的一张画不是每每都可换回几千百万美元吗？好莱坞名星离异一百三十多次，不还是追求者塞道吗？的确，两性关系只与当事者有关，其他人是管不着的。我们所谈的问题的核心在于你是否进行了性欺骗，性讹诈，性强制，性背叛，或性出卖；在性爱问题上你是否和政客们一样搞了什么阴谋诡计，玩了什么花招伎俩；一旦发生了性矛盾，性分歧，性冲突，性危机，或性变迁时，你是否表现出了充分的理智和负责任的态度，耐心地、妥善地去解决，也就是告诫人们切不可像郭沫若那样，饮够了爱情的甘甜佳酿之后而不惜将杯杯鸩毒硬灌进对方的口中，制造一出出婚恋家庭悲剧。张琼华是悲剧，安娜是悲剧，于立忱是悲剧，于立群也是悲剧。这四大悲剧，可说是郭沫若人生人格的一绝，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无人可与之比肩。

当然，如果更坦率一点的话，让我们从更广阔的领域、更丰富的内容、更深刻的意义去认识，去理解，郭沫若本人更是一出典型的悲剧。

（四）郁达夫“冤案”中的人格问题

情人于立忱自杀后十日，郭沫若为她写了一篇短文《断线风筝——纪念于立忱女士》。该文中说：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郁达夫离开东京的前夜，日本笔会招待他，并请我作陪。在散席后，我把达夫拉到涩谷的立忱寓里去，立忱当晚把一首七绝《咏风筝》写给了我们看。

我觉得诗还不错，达夫也说好。

达夫当晚也为立忱写了一张斗方，但她没有和，只写了一首旧作，有“巴山夜雨”之句，全辞不能记忆了。

“我回千叶的时候，他们送我到涩谷驿，步行的途中也把轻丝断线一类的话头作过笑谑。

“在涩谷驿前一家快要闭店的饮食店里，达夫一个人还喝了两合日本酒，我和立忱喝着红茶陪他。

“我一个人回到乡下的寓居时，已经是一点钟过了。

“是没有月的夜，‘娥理容’星悬在正中。”（《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三卷第414—415页）

郭沫若在这里表面是谈诗，是纪念于立忱；实则不然，其重点是“我把达夫拉到涩谷的立忱寓里去”，深夜“我回到千叶的时候，他们送我到涩谷驿”，“我一个人回到乡下的寓居”。意思是告诉读者：这一夜郁达夫与于立忱同居了。

同居，在那个时代，又是日本，男女同居是常事，特别是新闻和文艺界更属时髦。不过，在这里郭沫若并非无意为之，他用心良苦啊！如果我们将此篇和他的《回到上海——一座荒坟》、谢冰莹《于立忱之死》综合起来读，就可能发现他这一“春秋笔法”的妙处及其“微言大义”之所在。

谢文引用于立忱在医院堕胎时说的话：“到半月前，他（郭沫若）来找我了，我告诉他，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三个多月了，我们再不回上海结婚，我无脸面见人了！”这表明她从怀孕到堕胎大约有四个月的时间。

郭在《一座荒坟》中写道：“立忱是二月由日本回国，五月自杀了的。”这也向我们提供了确认于堕胎的日期必在一月底至二月中上旬；郁达夫被拉到“立忱寓里去”的时间是“去年十二月十六日”。

根据以上三个时期的加减，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郁达夫被郭沫若拉到“立忱寓里去”时，于立忱已经怀孕两个半月左右了。如果此类花边趣闻真的传播出去，其可能产生的轰动效应，将不堪予估，原来把他当作偶像崇拜的大群年青人也一定会捧腹。鉴于此，郭沫若就必然要去掩饰，去遮盖，去寻找替罪羊。这时正在东京的郁达夫，无疑便是他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佳人选。他把郁达夫拉到于立忱那里过夜，日后一旦事发，郁达夫逃脱不掉，而他则可跳出场外。

的确，如果我们只读郭的《断线风筝》而不读谢冰莹《于立忱之死》一文，那就会真的以为造成于立忱自杀的罪魁是郁达夫而非郭沫若。这是郭沫若精心谋划的“金蝉脱壳”计，郁达夫是冤枉的。

不难看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郭沫若是不惜出卖朋友，不惜背叛爱情的，友情和爱情都被叛卖了！在这里我们觉得最可怜的、最可悲的、最令人同情和惋惜的是不幸的、备受欺凌的弱女子于立忱——被人玷污了，亵渎了，自杀了，死去了，已经躺在坟墓里了，却又被挂着政治部主任、中将军衔招牌、头戴名诗人桂冠、大名鼎鼎的郭沫若抹上一把厚厚的、耻辱而又耻辱的黑灰。

于立忱在堕胎时，对她的朋友谢冰莹说的“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一个这么卑鄙无耻、人面兽心的大骗子”这句话，无疑是指郁达夫被郭沫若拉进她的寓所里去这件事；同时也包含着对郭沫若整个人格面貌的品评。虽然话有点偏激，但从他自己写的这篇《断线风筝》中似可得到印证。

（五）“文革”中的人格问题

“文革”正式开始之前，1966年4月14 日在人大常委会上听了石西民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之后，郭沫若立即发言。他说：我“没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他说这些话的含义，大家都不理解，包括当时的周恩来。1967年8月25 日他在给读者徐正中的信中作这样的解释：“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以后在接见日本客人时，他也这样回答。

其实，这种解释和答问是不真实的，如他说愿意把书“烧掉”一样是假话，是伪而辩；真正的原因是出于恐惧。他感到这场“文革”风势一定非常猛烈，像他这样的人，如不彻底否定自己，借以缩小目标，必将在劫难逃。此后整个“文革”期间，他都像惊弓之鸟，终日惶惶然、东躲西藏，甚至到了不惜伪装而求生存的地步，就证明了这一点。 1966年冬天，他秘密躲进六所，“不告诉机关，不带秘书，不带司机”，住了一个月，待形势缓和方敢回家。1967年4月， 三子民英在部队自杀身亡，明明是冤死，他还是向组织写信，作自我批评，说“我没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二子世英被北京农大歹徒绑架关押， 他不敢过问，见到周总理也不敢告知，还言不由衷地说“我是为了国家好啊”！儿子后来被打死了还是不敢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抄写爱子留下的日记。

此外，他对政局的风云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密切注意着。1967年6月5日他看到江青权势上升， 就在“亚非作家常设局”讨论会上当众朗诵口号诗：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1967年6月6日《人民日报》）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他马上又写了《水调歌头》：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和)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解放军报》1976年11月1日）

他对江青是这样，而对邓小平也不例外，他也曾编《水调歌头》“狠批”过邓；（见1976年6月号《诗刊》）旋即又说“邓副主席的讲话，我表示衷心的拥护和热烈欢呼。……”（1978年4月1日《人民日报》）

他在这一时期内言论行为的准则是：有可能遭灾引祸的话一概不说，事一概不做；有可能安全自保的一切话都可说，一切事都可做，因此有的作家送给他一个“风派人物”的绰号，说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1978年6月4日《人民日报》）

（六）人格表现综述

以上诸多方面说明他不具有令人崇仰的伟大人格。如果把他与其他文化名人相比，则更显得不足和灰暗，使我们更觉得在他的人格表现中缺乏一种风骨精神，一种道德勇气，一种人格力量。例如：

——诗人拜伦，不怕丢掉贵族头衔，在英国议院勇敢地为失业工人辩护；

——站在野蛮而残暴的宗教法庭上的伽利略，虽已七十三岁高龄，还是坚定地大声说“地球仍然在转动”；

——法国作家左拉，甘冒被判刑、被罚款、被流放的危险，为普通犹太籍军人德雷斯特申冤，写下了为正义而呐喊的千古名篇《我控诉——致法国总统的公开信》，无情揭露法国军事当局制造谎言、陷害无辜的罪行，使这一臭名昭著的国家罪恶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十月革命后，正当彼得格勒逮捕几十位极为著名的俄罗斯学者时，正当知识分子被蔑视、排斥、甚至暴力对待，被塞进监狱，被置于“因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而变得蠢笨的白痴们的拳头之下时”，高尔基立即向列宁发出多封信件，表白自己的立场。他在信中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要站在他们（被捕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一边，而自己宁可被捕入狱，也不参与——哪怕是默默地——对俄罗斯人民的最优秀、最宝贵的力量的杀戮。”（1919年9月6日致列宁）

中国也不乏此类光辉的范例。如屈原、谭嗣同、鲁迅等。特别是鲁迅，他在那大夜弥天、黑暗如磐的时代所表现的英雄主义和脊梁精神，无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永恒楷模；而郭沫若在类似的个人义勇行为方面，整个一生几乎等于零。

在这里，一定会有读者指出：“文革”十年是阴森可怖的十年，是暴戾无度的十年。国家主席刘少奇身上插着三根管子还要被批斗，死了连条短裤也没得穿；北京副市长刘仁镣铐双加，冬天穿不上衣服，活活在秦城狱中冻馁而亡；明史专家吴晗，头发被薅光，肋骨被打碎，而死在何日何时，尸骨在哪里，至今无人知晓；彭德怀元帅一次被打断三根肋骨，也不准呻吟一声；贺龙被迫舔那倒在地板上的稀粥；说真话的遇罗克丧了命；坚持真理的张志新被割断喉管……在人人都可能面临磔刑，天上地下都是刀刺的时代，我们怎么还能要求已届耄耋之年的老人去作上下翻飞的海燕，去斗天斗地呢？我们怎么还好嘲笑他是“风派人物”呢？不要太苛刻，我们应该宽容，应该为他留点灵活周旋的人生空间！但丁也曾为了得以从流放地回到故乡，而向皇帝膜拜，果戈理为了缓和同沙皇贵族的矛盾，不也在《死魂灵》第二卷中进行道德说教吗？就是我们之中的什么“家”，什么“战士”，“谥号”美妙得很，在那时不也三缄其口，或“装死躺下”吗？你笔者本人又怎样呢？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环境中，谁也不要自吹自擂，谁也不十全十美。英雄豪杰有几许人也，现在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是否有勇气敲敲自己的天盖，拷问一下自己的灵魂：你比得上郭沫若吗？况且，李一氓也说，郭沫若的错误是在党犯错误的时候出现的！

是的，“文革”是诬陷成风、暴虐无道、丧失理性的时代，那时的权力无法无天，有无限的侵入性，弄得全国上下肃杀恐怖，人人自危，谁要想维护人的尊严，保有人的良心，做一个正直的人，他只有去自杀——像著名作家老舍一样去投湖，像翻译大师傅雷一样去吊死，像散文名家李广田一样自沉翠水……

这一切是否能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原谅郭沫若在“文革”中苟且偷生的态度呢？在国家危机、人民倒悬之时，每一“匹夫”尚有赴难献身的责任，而大任在肩的郭沫若为什么可以逃避呢？他为什么不学习高尔基，不学习鲁迅？为什么没有勇气“拆下自己的肋骨，当作火把，点燃它，照亮黑暗中的路”？弥尔屯——这个盲者还敢于向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的克伦威尔提出“个人不得独裁”的警告；海瑞——这个封建时代的官吏还表现出“脱却乌纱帽，敢作南包公”的大无畏气概；普希金——这位曾在“这残酷的时代”歌颂过自由，并且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们，祈求宽恕和同情的伟大诗人，在沙皇的权仗之下，仍永不屈服、仍高高昂起他的头颅、挺起他的胸膛，愤然直言：“我可以做一个臣民，甚至做一个奴隶，却永远不愿做个臣仆和弄臣，哪怕就是在上帝面前。”而郭沫若是二十世纪的共产党员，受党的教育多年，胆量呢？“五不怕”的精神呢？誓词、宣言呢？逆境中更需要美德，更需要卓然高贵的品格，更需要我们敢于自我牺牲，他本人也表白过：“我不进地狱，谁进地狱？”“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一言既出，如不兑现，如果洪水一来，只知道抢船；树叶一落，作鸟兽散，将以何面目立于天地间？

总之，不管于公于私，于家于爱，于子女于亲人，郭沫若的道德意识都很淡薄，在他的一生中看不到耀眼的人格亮点。他没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他缺乏个性，缺乏操守，他进退行止的原则是个人利益；为了这种利益，他对环境总是一味适应。无论是新文艺主张的提出，还是对一些问题看法的改变，都是为了适应环境。为了这种适应，他变“为文艺而文艺”的思想为提倡“标语口号”，甘当“留声机”；为了这种适应，他在武训批判中违心地检讨；为了这种适应，他否定“百家争鸣”；为了这种适应，他对“言者无罪”的问题胡乱诠释。其他又如组诗《百花齐放》、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和难以数清的、言不由衷的讲话、文章、诗词等，无不是为了这种社会适应。适应成了郭沫若的主义，适应就是郭沫若人生哲学理念的第一准则。

郭沫若在职高位显之时，“也沾染了不应有的鄙俗、虚伪的感情和情绪”，（黄侯兴《论郭沫若“青春型”的文化品格》）一如他自己所说，他经常虚伪造作、装腔作势，带着假面具表演。

他精神衰变、颓败、常处于自我抑郁、苦闷、惶恐和忧惧之中。他虽是文化名人，有时却显得分外怯懦，分外可怜，分外可笑。在他的身上你感觉不到还有青春火焰的燃烧，还有勃勃的生机存在；他的脉搏似乎停止了跳动，胸间也消失了波澜起伏的激情；他像海边的沙石，被无数次的生活潮汐打磨得棱角、特色全无。他对公理、对正义，对于社会的责任，太缺少热情，太缺少道义精神，我们如要在他的整个人格架构上觅得一根熠熠生辉的“骨头”，真是难上又难。

在道德人格上，郭沫若的确没有突出的建树，没有为我们留下什么可贵遗产；但念及他在文学、史学、考古、文字学方面做出的成绩，还是应以宽容的态度，把恩格斯关于歌德的名言拿来，就算作我们对他的初步认识和小小总结：“歌德有时候是非常伟大的，有时候是渺小的；他有时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候是谨小甚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狭隘的小市民。”他“生存在不能不蔑视的生活环境中，然而他始终被围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环境里面。而且年纪愈老，这个伟大的诗人，就愈是疲于斗争，愈是向平庸的魏玛大臣让步”。

这个评价，也许最能安慰郭沫若的在天之灵，因为他生前常以歌德自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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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杰伦pk雷锋

张海迪

谁没有过青春年华？谁在青春年少时没有过偶像崇拜？然而，在不同时代的青春话语里，偶像的含义也是各不相同的。

偶像伴随着一代代的人成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雷锋、陈景润、邓丽君，80年代的张海迪、北岛、三毛，90年代的“刘慧芳”、罗大佑、崔健、周星驰，新千年以后的“小燕子”、超女、周杰伦、姚明、刘翔、“许三多”……这些名字已经成为不同时代难以磨灭的记忆。

70年代末：

第一批青年偶像发端

70年代末是一个孕育着变化的时期，一些新的气象悄悄出现。

其中之一就是整个社会萌生了对科学的崇敬。刚经过“文革”浩劫的中国，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百业凋敝，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的陈景润就成为国人民族振兴愿望的一个投射对象。一篇《歌德巴赫猜想》激发了全国人民尤其是年轻人对于科学的无比热情，陈景润身上所表现出的对于科学的投入、执著、严谨以及爱国主义的激情，感召了许多年轻人怀着科技报国的激情，投身科学研究的领域。许多孩子在被问到“长大后做什么时”，都会铿锵有力地回答：“当科学家。”

1978年，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文章直指“文革”后遗留下来的青少年一代的教育问题，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新一批青年偶像也在这一年诞生，他们是：“歌星”邓丽君、刘文正、罗大佑。

对听惯了口号式歌曲的男女老少来说，邓丽君情意缠绵、柔情万缕的歌声格外动人；刘文正和罗大佑则带来了长达10年流行期的校园歌曲。《兰花草》的歌词源自胡适的诗作《希望》，随着胡适暮年漂泊到台湾，然后又随着刘文正手中的吉他流行到大陆。罗大佑1979年创作的《童年》举国传唱，然后是80年代具有批判色彩与人文精神的作品和90年代的情歌，在此后长达30年的岁月里，罗大佑已经谱写了150多首经典流行歌曲，是每一个十年的青年偶像。

第一批接触琼瑶的人回忆起刚看琼瑶电影的感觉说：“恍恍惚惚，不知身在何处，第一次知道，原来恋爱可以这样谈！”但到了1981年，《窗外》、《聚散两依依》、《梦的衣裳》、《在水一方》……才正式征服神州大地的痴心男女。林青霞、吕秀菱、秦汉、秦祥林等偶像席卷了内地。

80年代：

复苏的时代偶像多元

80年代是一个春回大地的年代，仿佛一夜之间，万物复苏，蓬勃生长。青年偶像也一样。

这个时期的偶像如雨后春笋，从社会的各行各业冒出来，令人应接不暇。

80年代首先是一个复苏的时代，青年们要回到城市，从头开始，他们需要奋斗精神的鼓舞。战无不胜的中国女排顽强拼搏的精神，张海迪身残志不残的精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很多人就是在她们的鼓舞下完成了自己的奋斗轨迹。

那时，张海迪的名字在神州大地到处传扬。这位三分之二躯体失去知觉而不向命运屈服的姑娘，这位“即使跌倒一百次，也要一百零一次地爬起来”的勇士，几十年来，学医救人、写小说、画油画、拍电视、唱歌、读硕士……一系列常人都无法做到的事情，张海迪做到了。聪慧的头脑，灿烂的笑容，坚忍与激情——张海迪深深地打动了一代代的青年，她作为偶像有着巨大的社会意义。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朦胧诗与当年的新诗潮运动，在青年人当中的影响，超出了诗歌与文学的领域。年轻诗人北岛、舒婷、顾城、杨炼、江河……成为80年代思想文化复兴时期的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

李连杰被导演张鑫炎相中，出演香港中原电影公司的影片《少林寺》中的主角觉远和尚。这部在武侠电影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一反旧式武打片中纯表演的花架与镜头技巧的卖弄，让海内外欣赏到了纯正的中国功夫……

第六届世界杯体操赛中，一个面目清秀的小伙子一个人夺得共7个项目中的6枚金牌，这在体操史上尚属首次，他的名字——李宁，被收录在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里。李宁不仅是25年来第一位大众体育明星，也是最成功的一位。

港台娱乐明星也在这一时期大量拥入大陆，使国人形成了早期的明星崇拜：1983年，香港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让国人记住了“俏黄蓉”翁美玲；一部《上海滩》奠定了周润发的天王地位；日本的《血疑》带来山口百惠和满大街的“幸子衫”、“幸子头”。这个时期的港台歌星则有BEYOND、张雨生、费翔以及以一曲《我的中国心》传唱大江南北的张明敏等等。

与六七十年代相比，80年代的“偶像”概念更加宽泛：它越出了传统学习型偶像的范围，增加了爱慕型的偶像。还有一种说法是，过去的英雄人物是生产型偶像，而现在出现了消费型的偶像——娱乐明星。另外，偶像不再像昔日那样一呼百应，全民崇拜。从这一时期开始，偶像已经走向多元化。

90年代：

频繁更替的文化符号

1990年播出的50集电视连续剧《渴望》，继《大西洋底来的人》和《霍元甲》之后，制造了第一轮本土电视剧集引发的万人空巷，也将第一代中国电视明星推向前台。

凯丽从此不得不成了另一个人：全天候贤惠、不恼不怒、逆来顺受，把似有若无欲说还休的哀愁轻锁眉间的刘慧芳。

90年代，每个偶像持续的时间越来越短，往往是“各领风骚两三年”。90年代早期，在思想解放浪潮下，社会文化的叛逆者成为年轻人崇拜的对象。罗大佑和崔健早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已经以“愤怒青年”的形象对现实社会发出了批判的声音，表达对时代的清醒思考，因此很快成为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

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进入了一个颠覆传统与精英主义、“无厘头”盛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周星驰和王朔成为叛逆的英雄，他们嘲弄正统、调侃权威的游戏态度使其成为青年的新偶像。周星驰将最难以启齿的、最庄严的、最不可侵犯的事以最轻松家常的方式表现出来，幽默之外，又有悲剧气质，带点酸楚。他的电影，在玩世不恭和调侃中，宣泄化解了年轻人的逆反激情，于是，他成了后现代的解构高手，成了大学的客座教授。

在满足了物质生活的需求之后，世俗化、大众化的文化消费盛行。青少年的偶像主要是来自港台地区的娱乐明星，张国荣、梅艳芳、王菲、周杰伦、四大天王、 F4等等。另一种趋向则是对“实用型”偶像的崇拜，对于成功、财富的向往使一大批知识英雄、企业家成为青年的新偶像。属于同龄人的“80后”作家也成为年轻人心中新的偶像，如韩寒、郭敬明等。

新千年：“想唱就唱”

琼瑶电视剧《还珠格格》不同于琼瑶以前塑造的那些中分长发、眼神痴怨、风花雪月的女主角，这个学习不好、会一点“三脚猫”武功、讲义气、大大咧咧的小燕子既不会吟诗作赋，也不懂卖弄性感，却俘获了众多少男少女的心。

不管你喜不喜欢她，以小燕子为代表的野蛮女友类型已经深入人心。

2001年，一部《流星花园》使四个青春年少的“花样男人”第一次使“男性美”变成了大众的观赏对象，他们是扑面而来的唯美和青春，还一式四款，听凭人们各有所好、各有所选。

2005年，韩国电视剧里的大长今是阿信和刘慧芳的完美终极版，她除了具有阿信的坚忍、勤奋和刘慧芳的温柔、宽容之外，更有在美食、医学方面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大长今精神，同时，她还是一位大美女——秀外慧中的她简直找不到一丝缺点。同时，她也是一段时间以来劲吹的“哈韩”风达到鼎盛的象征。

周杰伦是来自台湾地区的歌手、作曲人、作词人、导演。他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词曲原创人在华人音乐界的地位，而周杰伦自己也与另外数位知名的华语音乐制作人，如王力宏和陶喆等，并列成为近5年来影响华语音乐最深的新人之一。周杰伦出生在台湾一个不富裕的家庭，自幼父母离异。母亲带着他，生活比较艰难。可以想象这其中他付出多少努力和执著。

超级女声是由湖南卫视、天娱传媒联合举办的电视真人秀比赛，参赛者为年满18岁的、任何喜欢唱歌的女性，主旨是“想唱就唱，唱得响亮”。2004年首次举办，一炮打响，冠军安又琪、季军张含韵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明星。2005年它更加火爆，无数人为选手疯狂。

杨利伟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和偶像，是因为他“寄托”了中国几千年来的飞天梦想。2003年10月15日8时59分，“神舟五号”飞船起飞了。从飞船的舷窗往外望去，杨利伟看到了深邃而美丽的太空。他激动地告诉大家：“我看到美丽的太空了。”

一个光芒四射的偶像，火得无处不在——他的名字叫刘翔，雅典奥运会上诞生的“世界飞人”。在男子110米栏这个欧美人长期垄断的项目上，刘翔以惊人的实力，向世人发出宣言：黑眼睛、黄皮肤的亚洲人，完全可以跑得比欧美人还要快！

在《福布斯》2007收入榜上，姚明以2630万美元排名第17位。尽管未能进入前15名，但由于“从事NBA篮球这一世界上最赚钱的行业、身在美国这一世界最好的金矿、依托中国这一世界最大的市场”等因素，他财富的增长指数比他的身高更有发展空间。

2007年，电视剧《士兵突击》中的虚构人物“许三多”凭借“钝感力量”被评为“年度新锐人物”。理由是：“许三多身上的钝感力量，是一种社会稀缺资源，是快速成功学、浮躁社会的反义词”……

回顾中国社会近半个世纪以来偶像的变迁，我们能够看到其中所折射的时代文化的巨大变化。岁岁年年，他们留在一代代人的记忆里，留在历史的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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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岛芳子难道真在刑场被替身换出，隐居于长春直到1978年才死？惊人言论来自于长春市的职业画家张钰。研究者何景方介绍，张钰的姥爷段翔（尊重被采访者意愿，此为化名），正是当年把川岛芳子送到长春的3个人之一。

“这些事，都是姥爷临终时告诉我的。”昨日采访中，张钰确认了上述说法。

■不同观点

“诈死说”遭到怀疑

连日来，本报关于“川岛芳子诈死隐居长春”的报道引起多方关注。

昨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吉林市民胡先生打来电话称，他曾是一位记者，写过200多篇传奇人物的传记，“1998年，我在廊坊采访过川岛芳子的亲妹妹金墨玉，她亲口证实在刑场被枪决的就是川岛芳子本人。当时金墨玉和亲人没看到行刑过程，也没有看到川岛芳子的尸体，但他们确信，那不是替身。”胡先生说，“我认为，现在研究者们的说法是荒谬的。”

对此，何景方等人认为************************************虽存疑点，但的确不能证明什么。他们的论点支撑，在于目前找到的证据。

方姥在1978年去世

主攻工笔画的张钰，1967年出生在长春地区。她的名片上，写着5个社会头衔，包括中国书画研究会会员、长春市政协书画院理事等。

张钰介绍，她的母亲是日本遗孤，1岁时被段翔收养。段翔住在四平，家有一妻三儿。在长春新立城附近，段翔还有一位关系很深的女子，此人姓方，张钰称其为“方姥”，当时包括家人在内，都以为方姥是段翔“外面的女人”。

“我母亲5岁到9岁时与方姥经常住在一起，我小时也常去方姥家玩，记得她个子不高不矮，大约在1.60米到1.65米之间，肤色发黄，挺爱化妆的。”张钰说，“1978年，方姥去世了。”

姥爷的临终遗言曝出“惊天秘密”

张钰说，2004年年末的一个晚上，86岁的段翔把她叫到床边，“姥爷让我把灯和电视都关了，打开台灯，他说有话要交代。”

“姥爷指着墙上一幅画，让我拿下来包好，回长春交给我母亲保管，他说这幅画是方姥画给我的，留作纪念。”张钰说，这幅画正是记者看到的《日本风情女子浴嬉图》（详见本报3日4版）。

“接下来，姥爷在纸上写了一句话：方姥就是川岛芳子。”张钰说，“我以前听过评书《少帅传奇》，知道川岛芳子是谁，我看到这句话几乎眼前一黑，完全不相信。姥爷接着说，‘伪满’时，他为满铁四平铁路伪警察局局长当翻译官，经常去天津东兴楼饭庄（记者注：史料载，川岛芳子曾以东兴楼为据点刺探情报），接触到了川岛芳子。后来有人在刑场上用替身换出了她，在东北挑选了几个供川岛芳子隐居的地方，最后把隐居地点选在新立城。1949年，姥爷等3个人带着川岛芳子来到新立城，把她安置在这里。”

张钰说，姥爷交代这些话时，身边只有她一个人，“没过几天，姥爷去世了。”

段翔有可能接触过川岛芳子

去年，张钰把段翔的遗言详细告诉了研究者李刚、何景方，这些话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我们先想到，应该调查段翔这个人，看他的经历有没有可能与川岛芳子接触上。”何景方说。

根据何景方等人出具的材料，段翔在伪满时期上过日语学校，于1935年至1942年间在“满铁”工作，精通日语。“伪满”后期，段翔考入“伪警察学校”。解放战争时期，段翔参加我军后又叛变投敌，两次参加国民党部队。

“段翔有此经历，我们认为他与川岛芳子存在交往的可能性，而且他有帮助川岛芳子的‘立场’因素。”何景方称，随着调查深入，“张钰母亲又透露一个信息，段翔的亲娘舅于老太爷，在乾清宫当过御前侍卫，与肃亲王善耆交好，清末时在肃亲王府结识了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善耆、川岛浪速分别是川岛芳子的生父和养父。

“钰”字与川岛芳子的妹妹有关？

张钰还告诉记者：“我本名叫张波涛，1994年，我作画需要笔名，姥爷告诉我用‘钰’，他说这是方姥给我取的名，但我出生时母亲不同意用，现在正好用上。”

研究者们认为，如果方姥是川岛芳子，那么她最想念的应有3个人：妹妹金墨玉、好友李香兰、秘书兼情人小方八郎。“�